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2））

本文目录

•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2）
•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2）
• 什么是哈贝马斯精神交往理论要点
•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观透析]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 什么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 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
•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2）
•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2）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哈贝马斯认为，研究交往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必须从相互关系人手。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是指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求助于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他试图追溯到相互关系的原初状态，即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来阐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哈贝马斯认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的行为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工具行为”，二是“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是通常所说的劳动，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一目的”性的，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交往行为却越来越不合理化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由此引起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加剧。

    二、趋向合理化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人，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所以，首先要重建交往理性，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1.重新定义“交往行为”。哈贝马斯在早期把交往行为看作以评议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达到理解，而达到理解是一个在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进而，他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人客观世界的行为，称为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集团成员根据共同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称为规范调节的行为;三是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称为戏剧式行为;四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称为交往行为。

    2.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理论理性表达真实性，实践理性表达真诚性，审美理性表达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这三个同样原初的有效性要求体现了一致关联，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合理性。所以，所谓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为。这样理解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克服了韦伯合理化概念单纯的认识向度以及单纯的目的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将本来只具有狭隘的获得真理与实现特定目的的成功手段之意义的概念，扩大为一个容真、善、美于一体的普适概念;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相比于其他三种行为，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符合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

    3.理想的言谈环境。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同一环境的人自由地通过商谈、对话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通过对话形成共识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交往行为实际上是语言行为，交往行为理论必须对语言的语用层次进行分析和重建。他一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语言哲学的一味批判态度，而致力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哲学范式转向”，建立“普遍语用学”，提出人们在交往中，不仅具有语言能力，还具有建立相互主体交往关系的能力。由此，他设计“理想的言谈环境”的场景，把人们引向一种对社会现象与传统或意识形态保持警惕的批判意识，从而与那种顺从奴化心理相区别，为直接参与及推动社会发展奠定一种坚实的实践理性基础。

    三、建立共同的`社会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交往行为理论最终企及的就是使交往行为受共同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指导，促使交往行为的实践合理化，使社会呈现出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前景。

    人们普遍接受并乐意遵循的共同的社会规范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条是“经验的路线”，它通过刺激和威吓动员实现道德律令的普遍化;一条是“理性的路线”，它通过论证的意见一致所动员的信任使得道德律令普遍化。显然，只有后者才能使人们通过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形成一种公正的、合理的意志，并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交往参与者作为有责任能力的行为者，对自己的交往行为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论证一种对自己的交往行为有着指导意义的“先验性”前提，遵行这一规范，使得自己的交往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让一切与社会规范的建立有关的人参与对规范的商谈、对话与讨论之中，而商谈与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寻找真理，对所争论的社会规范寻求一致性的意见。交往者通过商谈和讨论，不仅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动机、所提出的行为要求进行批判性审议，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行为规范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反复的论证。通过商谈、对话，在交往参与者之间建立起普遍同意的道德律令、社会规范，参与者就有义务将自己的行为纳人这种社会规范之下，并通过接受规范指导行为而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为核心的理论。尽管其实现途径包含太多的理想成分，但他主张人们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这无论是对于人们处理个人关系、家庭关系、群体关系，还是国与国关系等，都有着有益的启示。 论文相关查阅：

什么是哈贝马斯精神交往理论要点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交往理性理论可以说是哈贝马斯思想肖像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区别他与老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学说的理论。他把凭借语言来进行的交往形式，当作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进而建立了他的交往合理化的理论体系。　　一、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　　　　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认知宇宙观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提升，他认为古希腊时期以前的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 即认识的理性于整体世界之理性结构中仅能够识别自身，或者说理性赋予历史与自然一种先验思辨的特性。这一时期的理性被认为是宇宙普适化法则或主体天赋之能力，并于自然与世界中贯穿自身、实现主体精神之合理的结构。而“在欧洲传统哲学中，理性乃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或主体的先天本质。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即物质世界本身的构成方式，承担着无所不在的统一性诺言； 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实现自身的主体精神赋予了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的结构； 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同具有的本质---认识主体的理性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识别自身。”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理性概念的缺失，因此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议题。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深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影响。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曾对“合理化”的概念有切中肯綮的描述。并曾引用席勒的名言“解开世界之谜”作为“合理化”的注脚。因此似乎可以说，合理化在消极方面就是化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 而在积极方面则是增加思想的系统性与一致性，“合理化”趋势的结果就是加强人类对世界过程的预测与控制。韦伯认为由于理性主义的态度与合理化的概念，推动了现代西方的经济、科技、政治、法律与军事等各部门，现代西方文化遂显现为一个整体“合理化”的过程。然而缘于韦伯对西方文明的使命感，以及对近代合理化趋势的广泛分析，他清楚地看到两个对立面： 西方传统的理想与价值（ 如自由、民主与个人主义） 与近代的合理化发展（ 如工业化、科层化） 的对立。欧洲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工业的突飞猛进，使思想家对于人类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道德与社会组织都能循科技发展的模式不断地进步，以臻于至善。因为在“预测与控制世界过程”下，所谓“合理化”的工具性格就昭然若揭了。工具性的合理化背后所蕴含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或韦伯行动论架构所称之“目的理性”（ 以精确的计算、目标取向） ,是以达到某一既定目的的有效性，来衡量社会文化设计的合理性，而对此特定之目的本身却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视之为既定的事实（ 所谓的价值中立） .然而此种工具理性所欲服务的目的---“主宰世界”在未加反省的控制与操纵下，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及技术等等作为，遂与计算性、安全性、效率性等科学万能的价值观挂钩，也与科技官僚、专家学者之被重用联系起来； 能够合理地决定目标与价值（ 驾驭工具理性） 的理性相对萎缩，于是工具理性有如脱缰之野马，无从驾驭，甚至有反过来控制人类历史形成的可能！　　哈贝马斯针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或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 与韦伯“合理化”产生之问题，提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主张，对目的理性作出系统性的批判，他企图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交往行动中，找寻一个广泛的理性基础，作为迈向理性社会的指引。在高度工业化、工具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只有在交往理性化获致相应的发展，工具理性才不会堕落为一种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特别关注交往行为，工具性合理化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辅以交往合理化，则作为科技、工业主体的人群之共同意志无法形成，因而无法驾驭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最后工具“合理化”往往成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摆脱人类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历史行程，或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这样的理性不但自我否定，还可能奴役人类、摧毁人类的文明，因此建构一种拯救理性危机、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刻不容缓，交往理性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基本上循着三个向度发展： 首先，是将传统意识哲学的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范式，并沿着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进一步为理性的概念重新定位。其次，重新阐释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理性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合理化”过程的反省。再次，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异化”现象的产生加以批判。按照其交往理性的概念，理性应该通过相互交往的理解过程而得到解释。换句话说，理性体现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理解过程中，体现在人们控制自然中的工具理性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交往理性。　　二、交往理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一） 交往行为　　有鉴于目的性、规范调节、戏剧行为对于行为中语言使用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是在考察了四种行为概念后提出交往行为概念的。　　首先，哈贝马斯考察了目的性行为。所谓目的性行为，就是指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下通过选择恰当运用即能带来成功的工具或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或造成一种追求状态的出现。目的性的行为概念，是以行为者与特定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 目的性的行为者，是以一个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其中涉及行为者的意见和行为者的意图两个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对行动者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所作的表达，可以按照真实性和效用性的标准进行判断”; 即可以用真实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见是否合理，用有效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图是否合理。如果行为者不是试图使自己的意图能够一步实现，或者在考虑效益时考虑到其他行为者的决断，目的性行为模式就会扩展为策略性的行为模式。　　“策略性行为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目标为指向的行为主体，他们之间都力图以某种方式影响对方的决策过程，从而使整个策略游戏的结果对自己有利。”　　其次，哈贝马斯考察了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探讨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规范调节的行为，是指行为者在一定的规范条件下，必须遵循这种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规范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的一致状况”,“遵循规范的中心概念，意味着满足一种普遍化的行动要求”.规范调节的行为不具有认识的意义，不要求预测事情的成败，而考虑行为的意义。对规范是否适用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它的提出所根据的原理，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内部所有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认可。由于规范调节行为是以两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前提的，规范调节行为就要求行为者既能对行为的效果负责，又对行为的意义负责，即提出了正当性的有效性要求。　　再次，哈贝马斯考察了戏剧行为概念。戏剧行为涉及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谓戏剧行为，是指行为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主观性，目的是使观众以一定的方式看到并接受自己所表现的东西。戏剧行为不是一种自发的表达活动，而是一种吸引观众的自我表现活动，这种行为的关键是自我表现。戏剧行为所表达的是主观的东西，是情感和愿望，很难评判其正确性和真实性。但只要这种行为符合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观众便能领会行为者的自我展现活动，产生一定的观点和印象，对其戏剧行为进行客观判断。　　最后，哈贝马斯着重考察了交往行为概念。所谓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以语言媒介作为前提，反映出行为者本身与世界的关联，通过对话，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的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　　交往行为是一个多维全面的概念，它关涉三个世界（ 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 ,而非前三种行为只关涉某一或某些世界，如目的论行为透过语言的间接交流，仅着眼于参与者自身的利益，而规范调节行为虽然建立了共识，也只是将此种共识付诸实现，再者，自我表述性质的戏剧行为中，语言转化为一种媒介，展现于具有特色的审美形式，唯有交往行为兼顾了三个面向（ 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 二）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用语，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具体的、通过经验能被经验到的周在世界。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不能仅止于文化上的解释，更应包含使用象征符号的媒介，并将社会制度与人格结构纳入其中，成为以文化、社会、人格三个构成要素为主的意义关系网。文化是指交往行为者通过对世界中的事物达成理解，进而解释其依据的知识储备； 并于行动中传递与不断更新，且通过语言的诠释加以分享。社会可理解为合法的秩序，透过此种秩序，交往行为者能够调整社会的整合，形成团体间的归属感、认同感。人格则是赋予主体具有语言与行为的能力表征，能够进一步的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承担了以下三项功能，即文化上的传递、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个人人格的形塑。　　首先，在文化的层面上，文化的再生产（ 持续发展） 涉及的就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生活方式、观念、思想、习俗文化产品的复制、传承的一再解释。其次，在社会互动的层面上，社会之所以能够统合，主要靠的是社会成员对互为主观共通的规范的遵守，藉由共同规范、共同价值来凝聚目标，而使人际的关系达到合法的秩序安排。再次，在人格的层面上，个人透过社会化过程接受社会的价值，使社会行动者获取与别人互动和沟通的本事。　　对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之所以能够交往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来作为协商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的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指导人类的交往，甚至可以说这使得人类交往成为可能。　　进一步探讨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关联，哈贝马斯在二者关系构思上显现出的特点是： 生活世界揭示交往行为蕴含的知识背景，交往行为发生于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并构成所有交往参与者的背景； 生活世界一方面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作为所有“信念的储藏库”,并为交往参与者所分享； 另一方面，此种生活世界的概念亦为参与者不同的背景信念所组成。当活动尚未进行时，参与者的背景不一定会达成必然的共识； 更非以先验客观的理性预设交往参与者皆具有相同的抽象世界观。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产生，使得交往理性本质可落实于具体的脉络中，体现每一位行为者的多元价值普遍性。　　哈贝马斯藉由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理解，并将其意义加以扩大，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社会化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换言之，生活世界具有事实存在的特质，也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透过互为主体意义下所共同诠释的世界，并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　　（ 三） 普遍语用学　　所谓普遍语用学，意指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性条件的重构，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学的重建研究。藉由分析言语行为、交往职能、交往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辨析其如何透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目标。说话的语用功能是为了引出理性共识。普遍语用学的目的在于确认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化条件，或者说是交往行为的一般性预设前提，以彰显言说者的沟通能力。换言之，就是通过反思的方法建立一种普适化的规则体系，言说者必须确实掌握此种规则，以获得有效且成功的交往模式。　　更具体的说，哈贝马斯认为一个有能力的主体，对于自身使用的言语具有自觉规则意识，对特定语用知识系统的重建工作，一方面可以符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确证可能相互理解的普遍性条件，以便进一步“达致理解”.他从三个层面来解释“达致理解”这个概念： “1. 在最低限度上，对话双方至少以同样的方式了解字面表达的意思；2. 要理解说话人想通过这个言说做什么事情，听者就得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这个行动是可以被接受的；3. 当听者接受一个言语行为时，说话者和听者是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同意： 规范正确性，命题真理性以及表达的真诚性”.这表征了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要素。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是“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换言之，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动”.　　在界定“理解”的本质时，他又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 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为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哈贝马斯提出要考察言语的有效性的基础。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要求： 首先，可理解的诉求，指言说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交往参与者双方可相互理解其语句。其次，真理的诉求，指关涉言说的命题内容是真实的，也就是交往参与者皆相信对方所言是真实的。第三，正当性的诉求，指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双方的言说行动是正当得体的，即了解彼此的关系。第四，真诚性的诉求，指言说者的意向是真诚的，并使自己可为其他参与者所了解。　　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当作普遍语用学的对象。首先，他认为言语虽然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但是言语不是个人现象，而是为与交往者达成一致的社会行为。他不同意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的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的分析，他认为“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他接受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划分，但是，他认为这两种言语行为不是分离的，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以言表意成分和以言行事成分，即是说，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双重结构。在这两种成分中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成分，强调以言行事的力量构成所有语言应用的基础，即是说，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他的普遍语用学的重点。　　三、结束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建构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完成了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就是理性规范的重建，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进行了自觉的变革，引入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概念，以理解范式（ 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关系范式） 或交往范式扬弃意识哲学范式，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通过重建理性来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为重新实现合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观透析]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摘 要：面对现代西方社会日益暴露的理性缺失，哈贝马斯在批判和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为诊断西方现代由理性滑落而出现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消除工具理性张扬等问题，立足于人文主义立场，提出了其最为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和总结哈贝马斯的理性观，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作另一番新的审视和剖析。 　　关键字：理性；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 　　1.交往行为理论为重建理性而生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问题，他对理性的关注主要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并从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不像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陷入理性无法重建的悲观主义境地，而是冷静分析工具理性的弊端并对早期法兰克福理论进行批判，力图以语言交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重建理性，拯救理性。 　　面对现代理性化发展的悖论，也就是“随着近年来科技的发展，人们在尽情享受着物质世界的丰盛宴席时，却发现精神世界正在日渐萎缩。”（原明明，2008）在现代发展观的支配下，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在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发现越来越缺乏幸福感，越来越迷失自我。每个人的行为都单纯以目的理性为取向，这种目的理性广泛发展最终引发了非理性后果--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遭到无情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肆意践踏，人被物化，并且陷入深深的生存困惑。“自由丧失”则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使人们陷入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能自拔，人成为利益和金钱的奴隶。行政管理和法律的工具化和技术化使人丧失精神和自我意识，最终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庸。在生活世界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内在殖民化，也就是人们的自由言谈与合理交往被越来越大的系统优势（官僚体制）等无情破坏。哈氏把这种体制化机构对文化、社会和个人自由空间的侵蚀，称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哈氏认为要克服现代理性危机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只有重新整合生活世界，使之免受体制的侵害。而实现这些的关键在于建立交往行为，彰显交往理性，而不是由目的理性肆意横行。 　　2.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 　　哈氏是在考察了四类社会行为后提出交往行为的，它们分别是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不同的行为模式有着不同的世界关系前提和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有着比其他行为更为合理的意义，因为其他三种行为都只是指涉着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却是全面的协调处理了三个不同世界及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被哈贝马斯确立为其重建理性的基石，也被作为最具合理性的行为看待。 　　交往行为的特殊性是由交往合理性体现出来的，交往合理性指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行为。（韩红，2005：171）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关键在于交往主体在承认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首先，要使人们认可并遵守体现普遍意志的共同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以共同规范为基础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其次，要正视对话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实现有效沟通，就必须要实现这样三种有效性要求：所做的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时正确的，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曹卫东，2004：100）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只有满足这三个有效性条件交往行为才能成功。再次，要改变生活世界，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一个合理的交往环境。哈氏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是生活世界不断屈服于体制的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因此，要克服这种危机，人类必须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关联起来才能保证这一点。 　　哈氏的交往理性立足于语言基础上的主体间的交往，致力于达成相互理解、形成非强迫共识。这样的的理性理念克服了韦伯只把理性单纯理解为实现目的手段的狭窄观念，而且把理性置于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关系网络中去考察，无疑是更为全面的合理性概念。 　　3.思考与评价 　　首先，哈氏作为当代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其理论的批判性。在他看来对任何一种理论的认识都要从批判开始，哲学的任务也在此。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特别是对“后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了深入分析，并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尖锐的批评。哈贝马斯这种批判的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全面分析矛盾，并且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发展。 　　第二，哈氏交往行为理论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理论和实践、哲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断裂，哲学家们仅在先验层面上纯思辨地思考“形而上学”问题，而将社会的现实和实践完全排除在自己的对象之外。因此，他主张必须扬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交往行为理论从提出、论证到其实现，正体现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鲜明特色。立足于人本，立足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世界，关注人们最为普遍的交往，都体现了哈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哈氏建构了一种“实践哲学”。而坚持实践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它坚持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哈氏从实践出发形成理论，并用其理论指导人们的交往实践，而交往行为理论在哈氏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下完善。 　　第三，哈氏交往行为理论还表现出方法上的辩证否定性特征。韦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片面地还原为工具理性，将工具理性武断地等同于理性一般以及将批判理论仅限于工具理性批判，结果把对工具理性的唾弃视为对理性本身的抛弃。这当然是一种非辩证的错误观点。哈氏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彻底否定理性，而是走上了更为积极的理性重建之路。他坚信理性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积极意义，坚信现代性的问题最终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有效解决。这种辩证否定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要在否定之否定，扬弃的基础上来发展自己，批判自己。哈氏正是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才能提出交往行为理论的。 　　第四，哈氏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重点强调交往理性要得以落实和发展的前提是为人们建立一个合理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与其他的机构体系要实现平衡，而且其中的普遍性规则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和遵守，要做到这些，无疑要像马克思主义坚持的那样，走群众路线，这个合理的生活世界为大众而建，各个机构体系与规则约束都要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如若不听取群众意见，任由大官僚资本主义一意孤行，那么交往理性的重建就会是一个幻梦。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的，有一定的改良性质和乌托邦之嫌，但是其理论实实在在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的，不得不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坚持群众路线不谋而合。 　　然而，哈氏交往行为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性及其改良调和的色彩，没有看到像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其弊端无法通过重建理性来修补，只有随着历史的车轮而消亡，由代表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其次，他重视交往理性的作用是积极的，但他把理性和交往行为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疑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再次，他想通过交往理性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体制与体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对话，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太可能的。 　　4.小结 　　无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否会实现其重建和拯救理性，缝合西方社会创伤的目的，他把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行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国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规范的前提。这样的交往理性可以超越意识哲学理性概念的困境，克服保守主义狭隘的理性观，对我们当今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国们是有很好的借鉴和警示作用的，尤其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哈氏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可以用来对照、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负效应。交往理性无疑是自身的政治交往中特别要强调和保持的。交往行为理论无疑有着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0).

什么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用“对话”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真实真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基本维度如下：

1、交往行动涉及到外在自然世界状况，表现为认知；

2、交往行动涉及到主体相互间的关系，涉及到社会世界，表现为相互作用；

3、交往行动涉及主体内在自然，即内心活动，主观世界，这表现为自我发展。相比之下，作为目的性活动的生产劳动、规范的或戏剧学的行为概念狭窄得多，它们只能分别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中的一个形成片面的关系。

扩展资料

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各自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而生活世界则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留给哈贝马斯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交往行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二是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三是戏剧性行为。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相类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着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交往行为。四是交往行动。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

小编自从看了关于马克思学说理论的 人际交往的书后，从人际交往的书中得出，马克思的学说是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资源。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曾经被人遗忘的交往范畴所指涉的广阔领域，标示着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巨大的思维空间。而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则为我们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交住理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和重要的理论参照。

一、实践性观点

1、把交往归于劳动的“工具理性行为”

首先，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把交往归于劳动的“工具理性行为”的观点，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把马克思理论当作传统的意识哲学来对待。这就启发我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进行深刻反思，从存在论层面理解实践，以揭示马克思哲学蕴含的现代意义。

2、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交往作为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方式，其本身就是实践的结构要素，它和生产一起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中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中，实践范畴仅被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忽视了实践的存在论意义。

3、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实践即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又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它既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又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因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正因为实践具有存在论意义，所以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和理解人类世界，来审视、评价和改变西方哲学的范畴和规范，并实现了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

交往与空间

4、强调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

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正是着眼于从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即：人的特有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生物性质，也不在于人的主观精神特征，而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既是人的自然存在的飞跃和质变，又是人的精神存在的前提、基础和根源的“人的社会存在”。这样，劳动作为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就是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显然，“劳动”这一概念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事实，马克思将它提升为哲学范畴来说明人的存在。这种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存在的澄明，是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现代意蕴。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当作一个经济事实，只是把“劳动”与生产联系在一起，这种片面理解所导致的错误，当然逃不过哈贝马斯的“法眼”。但是，同样错误的是，哈贝马斯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模式，对马克思原典进行了曲解性的阐发。

二、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用以建构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

其次，“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用以建构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它具体说明了行为主体之间达到相互理解和共识的条件即规范基础，强调了语言符号系统在交往行为、文化再生产以及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这对拓展和加深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颇有助益。

“主体间性”是20世纪交往哲学中凸现出的重要范畴。在交往理论的话语框架下，“主体间性”具有特定的内涵，表明了哲学范式由主体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起初，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化”是针对认识的普遍有效性问题提出来的，它表明认识者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只是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的共同性关系，与“主体间性”概念相应的主体是指自我意识或先验自我。在哈贝马斯那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由言语行为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加以规定的。尽管“主体间性”是一个有着先验主义色彩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加以借鉴和吸收。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交往问题本身就是主体间性理论所昭示出来的，它是凭借语言符号系统而建构起来的“主体一主体”结构。从交往实践角度，任何交往理论都把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对象，它们都以具各异质主体性为前提的。如果把实践的主体当作是抽象的、单一的、同质的主体，交往实践就无从谈起。马克思强调“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及这些个人之间的交往是生产的前提。马克思把异质主体性视作他们在需要和劳动分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主体在实践中的异质性必然也决定了他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异质性，即决定了他们在观察、理解和评价事物时所具有的不同视角和价值取向。

交往与空间

此外，诸异质主体的交往实践必须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才能进行。交往实践本身造就的，主如习俗、纪律、道德、法律等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约束着主体的交往实践，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有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才能得以发挥出来。没有规范标准作为基础，任何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都不可能正常进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所寻求的就是重建理性的规范性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中，引进“主体间性”这一概念，能更好地说明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理解。

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是社会实践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密切相关。在每一种文化中，总有不同的社会形式存在，文化通过具体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每一社会总是全部文化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人以实践的、宗教的、神话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等各种文化方式对世界的把握，都是在社会实践及主体间交往中实现的。交往是个人创造、发展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塑造、发展个人的基本形式之一。没有社会交往，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便无从谈起。其实，交往本身就是对象化的活动，它不仅创造了文化形式，而且还创造了一种人类积累、交换、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社会机制，即根本不同于动物自然生理遗传和进化的社会进化机制。没有一定范围的交往实践，人的个体发明创造就会失传，每一代人必须从头开始。而交往则使人们的创造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成为传世之作，成为后人遵遁的范本。文化传播更由于交往范围的拓展以及世界交在的形成才有可能。

人际交往的书

四、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影响

1、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思想材料

尽管他提出的交往理性作为拯救现代性的理想，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和乌托邦性质。但是，他对现代西方社会交往困境的深刻洞见和理性分析，为我们在交往领域如何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思想材料。

2、给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现实生活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基础源于马克思，他和马克思一样，其理论都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罕有比肩，其意义也不仅限于他所属的那个时代。马克思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自身，以保持恒久的魅力。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两种发展趋势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他以“系统——生活世界”理论框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作的分析，给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现实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3、指出了系统的发展要以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增长为前提

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冲突入手，用“系统——生活世界”架构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指出了系统的发展要以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增长为前提。这一观点对于检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很有启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高真正的“现代化”尚有不少距离。用哈贝马斯话语来说，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恰恰是以追求成功的指向的“工具理性”的扩展而这本身又要求今日中国“生活世界”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与经济领域的运作达到相适应的程度。因为，经济增长固然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但经济增长不可能凭空出现，它要求与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政治、社会结构、法律机制和心态——文化环境，要求体现着进取、成功、刚毅、一往无前的主体人格的真正确立。也就是说，“目的合理性”的扩张呼唤着主体的道德与理性的法治。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真正希望在于交往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重新平衡的观点颇有见地。

4、索实践哲学发展的路向，敢于向其他理论进行挑战

最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启发我们如何探索实践哲学发展的路向，寻求中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切入点，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不仅观照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动向，将哲学、社会学、心态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加以析取、融会一体。而且敢于向其他理论进行挑战，并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积极回应，始终保持其理论的活力。

总之，通过对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理论相互关联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我们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交住理论的重要理论参照，具有可供借鉴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哈贝马斯理论的重要资源，饱含着曾被遮蔽的现代意蕴；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歧异性，并不表明两者的不可通性。在现代哲学语境下，哈贝马斯和马克恩的交往理论具有极大的交融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　　一、交往行为概念及其合理性 　　交往行为概念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总是要求一种在原理上是合理的解释”。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 哙 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目的性行为，它是行为者权衡各种手段并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标的手段，比如，“劳动”就是这种工具性的“目的一手段”式的行动；第二类是规范调节的行为，这种行为一般只能发生在一个受共同价值约束的群体内，群体内各成员以群体的共同价值规范作为行为的取向，规范严格控制行为并满足“普遍化的行动要求”；第三类是戏剧性行为，这种行为重在表现自己，“行动者在他的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以一定的方式看到和接受到自己的东西”；第四类是交往性行为，即行为主体之间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相互协调，通过对话达到行动上的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 　　哈贝马斯认为，在上述四种类型的行为中，只有交往行为是最为合理的，因为交往行为较之于其他三种行为来说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哈贝马斯把“世界”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即“外部世界”、“客体世界”；“社会世界”即合法化的个人关系的“总体”；“主观世界”是人的自发的经历总汇成的世界。在上述四种类型的行为中，只有交往行为作为不同主体间的关系是在主体与“客观世界”、主体与“社会世界”、主体与“主观世界”三种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交往行为相对于其他几种行为而言，吸收了其他三种行为的优点，是一种世界性的、多方位的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称为“生活世界”。 　　二、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源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运作于生活世界之内，生活世界是主体间从事交往活动的历史舞台，“它不是行为者与三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行为者之间通过对三个世界的解释而达致相互理解，取得一致意见的关系”，“可以把生活世界的概念首先作为理解过程的关系而引入进来”。生活世界包括三个层次即文化、社会、个体，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结，形成一个复杂的意义关系网，是交往行为者的“信念储存库”，“信念储存库”就是它为交往行为主体在交往互动中提供思想“信念”的源泉。在这三个层次中，文化知识以符号形式体现出来——体现在使用对象和工艺中、体现在格言和理论中、体现在书籍和文件中(还不少于体现于行为中)；社会体现在制度化的秩序、法律规范或规范调整的实践活动和使用的交织物中；个性结构体现在人的有机体的根基中。由此看出，生活世界的本质是由知识构成的，交往主体通过共同的生活世界理鳃和表达存在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事物。 　　系统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技术性的事物，是物质再生产总体的总称，如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重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化，一方面，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系统一体化的新的机制组织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方面理性化的发展，不同社会成员间不协调的因素也越来越多，这就造成西方社会生活世界与系统严重分化甚至脱节，于是产生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由于技术、科学及一些中介性媒介造成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当这些中介因素(如金钱、权力)进一步渗入到政治、经济和家庭关系中从而造成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受到严重侵占，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自主的子系统的要求从外渗人生活世界，就好像殖民主义者侵入一个部落社会，并强迫其同化。” 　　三、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路径选择 　　怎样解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呢?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这一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实现交往合理性，使理性在社会生活中变为现实，在与目的合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统借助金钱和权力媒介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才能使人们的生活世界走向合理性。哈贝马斯试图借助团结和正义进行自由的交往与对话来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 　　首先、交往主体要建立一套规范准则，承认和重视一定的规范准则才能有效地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才能顺利地开展对话与交流。这些规范准则影响和约束交往主体的行为，便于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哈贝马斯强调规范的普遍性，他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趋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这里的普遍性有效规范必须是大家都能自愿接受的，“普遍性”是与商谈和论证结合在一起的，要通过商谈和论证，容许一切参与者发表不同的见解并最终找到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观点，规范准则是人们相互理解的重要基础。 　　其次、交往主体应选择合适的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我把交往行为视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行为，在那里所有行为者都致力于调节他们的交往行为，都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并且只追求这些目的。”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成了促成“交往合理化”的关键因素，有交往行为的地方就会有语言的出现，语言行为受阻或被歪曲的地方便不会有合理的交往行为。交往对话的时候，交往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表达自己。 　　哈贝马斯认为：“把语言理解成所有社会制度都得依赖的一种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社会行为形成于日常的语言交往中。”他把交往行为变成了交往主体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的沟通，他进而指出“语言运用中的四种有效性要求，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保证了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体现了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的理性内涵。”这说明在交往过程中，主体要尽量满足这“四种有效性要求”，才能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的概念，沟通行动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行动而进行的行动，这种协调又是行动者相互之间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的。也可以说，沟通行动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运用语言进行沟通通的行动，是使用语言的行动，即言语行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合理性理论。沟通合理性是指沟通参与者相互协调的问题。沟通的合理性程度是以沟通理性的发展程度为基础的。 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概念的分析，普遍语用学对交往的有效性要求的分析，都为了揭示沟通行动中潜藏着的不同于目的理性的另一种理性：反省、批判和论证的能力，即沟通理性。哈贝马斯将体制理性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平等式部落社会、阶层部落社会、政治阶层分层社会、经济阶段结构社会。经历社会发展，人类用理性替代了权威或传统文化制约从事相互间的沟通。随着人类理性发展，又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悖论，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